关于加强重庆市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研究
发布时间: 2022-07-07

关于加强重庆市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研究



摘 要:当前世界进入了动荡变革期,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在经济发展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上升等影响因素仍将继续发挥作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逐步显现,未来全球产业结构将会发生深刻改变并对中国的人力资源开发产生深刻影响,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必将对我国人力人才结构提出新的要求。

关键词:高技能人才 国际 交流与合作


一、重庆市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发展需求分析

(一)重庆人口特征对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发展需求

结合目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六次和第七次人口统计数据可知,重庆作为人口最多的直辖市,人力资源开发价值高,潜力大。且近10年来,重庆人口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人口素质不断提升,但依然存在人口受教育程度差异较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落后于其他直辖市的问题。

(二)重庆区域特征对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发展需求

重庆在《全面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中明确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成内陆开放高地,到2035年建成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门户枢纽城市,成为我国内陆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新标杆。中央印发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中也提出,重庆要打造西部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和国际门户枢纽。无论国际门户枢纽城市打造,还是内陆开放战略高地建设,都为重庆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出了发展要求,也提供了发展机会。

(三)重庆产业特征对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发展需求

重庆以制造业为立市之本、强市之基。新时期,重庆对外开放持续扩大,世界500强工业企业有237家在渝布局,工业领域利用外资连续10年保持在40亿美元以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比重提高至19.4%。设施体系更加完备,构建起“2+10+36”产业园区体系,陆海互济、四向拓展、综合立体的国际大通道网络加快形成。因此,在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重庆以制造业为中心的产业结构,以电子信息产业和汽车产业为主的产业布局决定了重庆对扎根中国大地、具备国际视野的高级技能人才的巨大需求。

二、重庆市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现实样态分析 

(一)基本状况

1. 近一半机构未开展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

数据分析表示,样本中56.67%的机构开展了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的项目,剩下43.33%的机构并没有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的具体实践。其中,职业院校中开展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情况略好于企业(行业)技能培训中心。

2. 设有独立办事处负责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机构不足半数

数据分析表示,样本中46.67%的机构设有独立的部门负责高技能人才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少于未设立独立部门负责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机构。这表明目前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在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的培养计划中尚未常规化和制度化。其中,职业院校中在这方面较为完善,而职业培训机构和城市公共职业技能实训基地最需强调。

3. 东南亚是主要合作地区,泰国是主要合作国家

数据分析表明,目前,重庆市各培养单位的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的合作对象主要分布在以下几个地区:东南亚、西欧和东欧等地区,其中东南亚占所有合作地区的33.33%,是重庆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主要地区,此外,也有机构表示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正在成为新的合作对象。此外,具体到国家,泰国是重庆市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主要合作国家,其次为澳大利亚和英国,从目前合作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发展中国家占多数,发达国家占少数。

4. 侧重于“走出去”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方式,“引进来”力度不足

结合访谈调研内容来看,目前重庆市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包括“走出去”和“引进来”两种基本的交流与合作形式。

(1)“走出去”的交流合作形式

“走出去”的交流合作形式丰富多样,按照频次由高到低排列分别是高技能人才到境外相关机构交流访问(43.33%)、参与国际或政府组织的交流合作项目(40%)、境外参加技能培训(36.67%)、参与境外组织的技能竞赛或评定(26.67%)、与境外企业深度合作(20%)、境外参加语言培训(13.33%)和组织高技能人才海外实习(6.67%),“其他”不计入顺序排列。

(2)“引进来”的交流合作形式

“引进来”的交流合作形式相对“走出去”的交流合作形式较少,按照频次由高到低排列分别是中外合作开办技能培训机构(33.33%)、引进国外职业资格证书体系(30%)、引进国外高技能人才(26.67%)、聘请外籍语言教师为高技能人才授课(13.33%)和聘请外籍专家为高技能人才培训(10%),“其他”不计入顺序排列。

(二)主要问题

1. 意识层面重视,实践层面难以展开

根据30家相关机构的数据反馈可知,33.33%的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主要负责人表示机构领导对该类项目“很重视”,20%的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主要负责人表示机构领导对该类项目“较重视”,仅有6.66%的项目负责人认为机构领导对该类项目“不太重视”和“很不重视”。各机构均认可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具有下表中的各项意义,按照百分比由高到低依次是:传播中国工匠精神(73.33%)、培养社会、地区紧缺人才(70%)、学习高技能并引进到国内(63.33%)、融入国际职业资格评价体系(50%)、培养具有国际素质和国际劳动力市场就业能力的高技能人才(50%)、提高学院声誉(43.33%)、与境外机构建立关于高技能项目的合作关系(33.33%)和转变社会职业观念(33.33%),其他不计入顺序排列。其中,“精神传播”和“技能提升”既是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重要价值所在,也是高技能人才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需要具备的意识和需要承担的责任。

虽然各机构对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价值认知到位,但具体实践却困难重重,30家机构在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中遇到的问题按照频率由高及低排列有:缺乏渠道和平台(53.33%)、疫情(50%)、资金(50%)、政策审批(50%)、语言障碍(36.67%)、国外学历、学位证书的认可(30%)、领导观念(23.33%)和文化冲突(23.33%),低于20%的在此不在列举。因此,高技能人才基地在推进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有资金问题、疫情环境问题、政策审批问题和平台、渠道缺乏的问题。对于机构来说,其内部实践困境主要是语言障碍和领导观念的问题,其外部实践困境主要表现为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的问题,外部实践困境是目前重庆市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主要困境。

结合深度访谈,各机构“意识到位,行动不足”的主要原因有:一方面是精力有限。上述六家机构在2020年已申报成功国家级和市级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在过去的一年中,其主要开展的工作有两个基本方向,一是“基地设施设备的完善”,二是“高技能人才的培训和级别认定”,而且多数受访者反馈,一般来说都是先“基地建设,完善设备”,再“人力提升,开展培训”,且有些机构尚处于开展高技能人员培训的工作阶段。另一方面是疫情影响。此外,三位受访者均在访谈过程中提到了疫情对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延误了高技能人才的职能认定工作”,受访者提到有些职业的高技能人才认定有实地操作的需求,但是由于疫情造成的交往不变,因而认定工作受阻;二是“筹备的国际与合作项目取消”,受访者2表示其计划明年开展的短期交流项目因疫情的原因而被搁置;三是“正在开展的跨国培训项目由线下转为线上”受访者3表示目前开展的线下培训也因疫情原因转为线上培训,这让技能人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效果大打折扣。

2. 合作对象和形式单一,侧重于走出去

结合上表,目前开展了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受访机构主要的合作对象为中东、东南亚等国家,同时受访者表示2和6表示目前开展活动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为国外高技能人才提供培训服务;二是参加世界职业技能竞赛;三是外派高技能人才到国外分公司对当地技术人员进行指导。

这表明了“一带一路”政策对重庆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有着巨大的推动力,但同时也表明目前重庆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中侧重于“高技能人才”走出去、“技术技能”走出去、“产品”走出去,走出去固然好,然若是忽视了“高技能人才”引进来、“技术技能”引进来、“产品”引进来,输入输出失衡不利于重庆未来的产业结构升级,产业技术提升和产业智能化发展。受访者1也提到重庆在这方面的发展无法与东南部沿海地区比较,他们具有先天的区位优势和地缘优势,因此重庆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重视“高精尖技术技能”的引进工作,加强与发达国家,如德国、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在高技能人才层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扩大高技能人才的国际视野,提升高技能人才的技能水平。

3. 内生动力不足,以扩大学院声誉为主

访谈过程中,四家机构的负责人在面对“机构开展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推动力是什么”这一问题时,都表示“学校/企业声誉”是学院或企业投入时间、经费和人力去开展这项活动的主要动力来源,这与上述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中,学校声誉排名中间的数据反馈不一致,这说明了高技术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主要目的和意义在于为国家发展和社会生产培养高质量劳动力,但不同主体有不同的立场,对于企业或学院来说,积极参与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扩大学院或企业的声誉,从而获得更多的社会优质生源或人才,获得更多发展机遇和政策机会。此外,其中访谈对象6表示,高技能人才参加国际交流与合作也有自己的目的,那就是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或者评优评奖,如果没有政策奖励,一般来说“有语言障碍且年龄偏大”的高技能人才是不会主动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的。因此,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一定要认识到除了普遍意义外,每个机构和个体有自身目的和价值追求,要合理设计相关政策,尤其是奖励政策,通过政策力量将这些目的聚合到社会发展目的之下,形成推动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落于实践的巨大推力。

4. 依靠自身力量难以开展,缺乏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在访谈的过程中,除了大型企业外,其他培养单位均表示依据自身的能力和水平,目前无法独立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其理由经过梳理集中表现为:一是“不是当务之急”,目前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的申报成功让其获得了社会声誉和资金支持,但是由于政府有高技能人才基地设备建设、培训和认定数量等硬性任务,而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并没有列入验收标准,所以并不是“当务之急”,而是“锦上添花”,是未来人才进一步发展的培养方向,但并不在当前培养基地的任务清单中。二是“没有资源和渠道”,职业院校,尤其是中职院校表示,作为中职院校主要是为社会生产和高职院校输送人才,就学校自身拥有的资源来说,无法触及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领域。此外,即使是高职院校和企业也表示,自身拥有的资源和信息有限,需要平台和渠道去获得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信息和机会。

三、重庆市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未来路径探究

对比重庆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发展现状与发展需求之间的差距,分析问卷调查和电话访谈等实地调研数据可知,重庆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初生之物,其形必丑,针对目前重庆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发展需求和实践困境,各利益相关者均应该积极发挥自身的优势,在推动该项事业的推进过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总体来讲,目前重庆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未来路径的探索原则应该坚持“理论为基,实证导向;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结合实证调研结果和“他山之石”,从政府、培养单位、个体三个主体层面展开探索。以期为未来重庆高技能人才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出有效对策和建设性意见,力求能够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推动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可持续性发展。

(一)政府层面

政府在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推进过程中扮演者重要的领导角色,其政策出台是相关单位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实践动力,其平台打造是相关单位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基本前提,其资金支持是相关单位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保障。

1. 出台政策,推动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实践落地

针对目前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尚停留于“美好愿望”,而未“落于实践”的发展现状,政府应该清楚认识到:“仅靠培养单位或个体意愿无法促成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向好局面”,因此,政府应该充分利用政策工具的导向作用和服务作用,促进该项事业的整体性、有序性、目的性开展,这要求政策必须具有针对性。一是内容专门性,对已往出台的相关国家和政府政策分析可以发现,并没有专门的针对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政策文件,对比高技能人才人才评定和培养规模因有专门的、系列的政策文件推动正开展的如火如荼,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这一话题因在相关文件中“一句话带过”的长期“缺席”,无法引起相关实践主体的重视。二是对象确定性,就目前来讲,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实践主体主要有三类,分别是职业院校、企业(行业)技能培训中心及职业培训机构和城市公共职业技能实训基地,政策的内容应该对三类机构在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的优劣势进行分析,企业以盈利为目的,以中外合作项目为主要开展渠道;院校以育人为目的,以教师交流为主要开展渠道;社会培训机构以人力资源开发为目的,以技能大赛和技能评定为主要开展渠道。因此,三者之间的主体性质差异和培养模式侧重,应该在政策内容中有所侧重,此外,不同规模、不同水平的培养机构在开展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实践中也存在不同的层次。三是时间规定性,没有期限的政策文件是缺乏实践推动力的政策文件,现阶段,相关培养单位对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侧重于人才评定完善和培养规模扩大两个方面,且加之疫情等现实突发情况,政策文件应该制定合理的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时间线,系统设计高技能人才培养方案,将国际交流与合作统整进去,以避免造成相关单位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任务繁重和进度打乱。

2. 搭建平台,畅通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实践通道

据调研结果可知,缺少平台和渠道是高技能人才培养机构目前存在的主要困境,也是其对政府发挥作用的主要期待。相对于教育教学、课程设置等方面,国际交流与合作仅靠机构自身能力无法达成,因而需当地政府统筹各方资源,汇集各种信息,为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畅通发展渠道,搭建合作平台。首先,该平台的搭建需要政府各机关部门的通力合作,资源和信息共享。调研过程中,有院校受访者提到“作为院校,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开展时常处于尴尬地位”,这是因为“院校在机制上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和教委的双重领导”,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和教委之间缺乏信息共享,这样会造成自身在制定此类发展规划的“尴尬”和“凌乱”境地。其次,该平台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人员保障、制度保障。平台的运行要求人员保障,经调研,开展了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机构都设有专门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办事处,且有专业人员负责该项活动的开展,这说明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是平台运行的必要条件,人员配备可以通过服务外包的形式交给第三方机构来进行,但同时注重服务机构和运行机构之间相互监督的关系形成,这就需要机制规范,在平台运行中不断地完善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平台的可持续性发展。

3. 提供资金,解决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实践难题

就调研结果来看,目前,重庆市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难以落于实践的主要困境在于资金问题,这也是后疫情时代,相关机构对政府支持的最主要需求。“高职院校要在国际上形成中国高等教育的品牌,就必须有一批能够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高职院校”[ ],该逻辑同样适用于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目前中国制造正在走向世界,高技能人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制造的技能水平,加强其国际交流与合作是中国尽快在国家梳理“制造强国”形象,扩大“中国制造”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就目前国家对职业教育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的大力支持背景下,设置专项款项、制定奖励措施是适合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起步阶段的发展需求的两个主要措施。一是设置专款专项。综合评估重庆产业发展需求和高技能人才职业发展要求,设置专门款项支持急需技能突破的高技能人才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结合重庆产业发展中的“天花板”难题针对性的提供资金支持;设置专门款项做好“筑巢引凤”工作,为国外高技能人才以及国内发达地区高技能人才的引进工作准备充足资金。二是制定奖励措施,调研发现,企业、院校和社会培训这三类高技能人才培养机构,其希望政府能够在自身开展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给予资金支持,如有受访者提到,目前公司参与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主要有参加世界技能竞赛,因为参加技能竞赛获得好成绩获得的奖金可以作为人员奖励,这样企业就具有了参加这类赛事的动力。专项奖励既是组织(培养机构)开展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的动力,也是个体(高技能人才)参加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动力。

(二)机构层面

职业院校、企业(行业)技能培训中心及职业培训机构和城市公共职业技能实训基地是开展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实践主体,但由于三类机构的性质和目的有所不同,因此其开展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路径也各有侧重。

1. 以课程和教师国际化为抓手,开展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

一般而言“一所高职院校的发展要经历一个立足脚跟的区域发展战略,谋求竞争比较优势的国内发展战略和赢得国际声誉的国际发展战略”。作为职业院校,其高技能人才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开展必须围绕课程和师资展开。调研结果表明,目前,院校层面的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主要表现为教师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有受访者表示:“应该先把我们这些负责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教师弄出去,熟悉一下国际技能合作的方式”,另有职业院校的负责人表示:“让学生走出去,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比较麻烦”,其麻烦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担忧,一是学生的人身安全和健康,二是学生出去是否能够有所收获。因此,就目前职业院校面临的这些困境来说,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师资队伍国际化是有效发展路径,具体包括教师人才引进、教师外出交流两种形式。在职业院校中,除了教师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主要实践者,课程也是重要的实践场域。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语言障碍和国外学历、学位证书的认可是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主要困境。这就要求职业院校在课程向度有所改进,一是针对发展需求设置语言课程,二是改进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尽可能与国际接轨,加入国际学历、学位证书认证体系,借助远程教育技术,开展课程互换和学分互认。在后疫情时代,充分利用远程教育技术手段促进高技能人才培训课程的国际化是重要发展方向。

2. 以项目合作为中心,推动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

据调研结果可知,企业目前的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往往配合公司发展战略展开,又公司项目合作为中心,通过高技能人才外派、与国外企业合作项目等方式展开,在人才培养中专门开展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案例较少。加之,企业对政府的需求也集中体现为“希望政府能够做好搭桥者,为本地企业争取更多的中外合作机会”。故而推动企业开展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需从国际发展战略定位和中外合作项目过程中推进。一方面,企业的战略定位除了服务地区经济发展外,还需要立足新时代、新格局,根据自身产业特点,制定适合的国际发展战略。随着重庆这个“一带一路”上的重要支点加快融入全球市场,中国的重庆正变成“世界的重庆”,这对于重庆的产业升级和企业发展来说是一个重要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机会,是重庆走向世界的重要门户。作为重庆企业,应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战略推进中,因此高技能人才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应写进企业未来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在中外项目合作的过程中,企业需秉承“讲好中国故事,提升技能水平”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基本原则,这要求企业一方面加大加强对高技能人才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另一方面注重对高技能人才的国际技术技能的水平提升。

3. 以场地和设备为重点,发展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

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是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其以场地建设和设备完善为重点,以技能人才培训和职业技能评定为主要工作。作为高技能人才技能提升的演练场,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在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发挥着重要的平台功能。随着重庆高技能人才队伍的不断壮大,职业类型逐渐完善,其场地和设备也需具备多样化、层次化,尤其需要适应日益国际化的高技能人才发展需求。一方面,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可以为国际、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提供共享的场地和设备。另一方面,承担职业技能评定工作的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需积极融入国际职业技能评定标准体系当中,对国际职业技能展开研究,从而为职业技能评价标准的国内外统一和国际接轨工作提供智力支持。标准统一意义重大,是高技能人才“引进”和“输出”的重要前提,是国内高技能人才培养课程设计的重要参照。

4. 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目前在重庆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过程当中,相关机构普遍倾向于“走出去”,存在忽视“引进来”的发展趋势,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成本问题,二是发展需求。具体来讲,忽视“引进来”的原因主要在于引进成本高,无论是聘请外籍专家教学、讲座,还是直接引进国外的高技术人才都需要非常高的成本,有受访者在访谈中提到:“目前我们主要是走出去,目的是让我们的产品走出去,引进来成本太高,所以一般来说除非重大需求,不会考虑引进来”,另有受访者表示“引进来的人才和产品是否对我们有用,是否适用于目前我们的需求都得打个问号,因此不会贸然引进来”,处于对成本的考虑,再结合目前相关机构的发展定位尚处于服务本区域生产发展上,因此其对高技能人才和高技术技能的引进兴趣不高。侧重于“走出去”的原因主要在于走出去成本不高,且一带一路为中国打开中亚等国的市场提供了重要机遇,类似于中国基建、中国制造等产品在这些国家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因此众多机构都制定了技能技术走出去和产品走出去的发展战略,调研可知,目前很多机构正在向东南亚等地输出“知识和服务”。针对这一现象,本研究认为目前确实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打响中国品牌的好时机,但另一方面,也应积极引进发达国家的高精尖技术技能,保证自身技术技能和产品的技术含量,从而实现中国在一带一路经济带中的可持续发展,为共享、共建、共赢打下坚实基础。

(三)个体层面

目前,相关政策在推动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多着眼于政府和培养机构的措施探讨,对高技能人才这一群体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动力激发不足。调研发现,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存在以下基本难题:过去高技能人才呈现出“土生土长、低学历”的特征,“土生土长”是指高技能人才一般是在一线生产、服务的大军中诞生的,他们服务于本土的生产发展,对外来技术技能的学习需求少;“低学历”是指高技能人才普遍具有较低的学历,多为中职或高职毕业就投入一线劳动中的人员,他们虽然经验丰富,技艺精湛,但由于语言不通,也无法很好地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而现在政府对高技能人才的重视并不能改变原来高技能人才队伍的学历构成或技能特征,这一特征会中和政府和机构在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的推动力,从而使得有关措施难以见效或效果大打折扣。因此高技能人才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必须重视高技能人才的群体特征,在此基础上制定有效的激励措施。而对于高技能人才个体来说,应该提高其对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意义认知,自觉做好中国工匠精神传播,主动迎接世界技能标准检验。

1. 自觉做好中国工匠精神传播

个体应充分认识到高技能人才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对于弘扬中国传统工匠精神,树立中国制造强国形象的重要价值,自觉做好中国工匠精神传播。这要求高技能人才需要了解中国工匠精神的内涵,熟悉本职业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发展变迁,挖掘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技能。此外还要求高技能人才能够加强国际通用语言的学习,突破语言障碍,从而更好地在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讲好中国故事。

2. 主动迎接国际技能标准检验

技能提升是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主要目标,个体应该认识到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技能一方面是为了“为我所用”,服务本地区的生产发展,另一方面是为了实现从“依照国际标准”到“参与制定国际标准”的飞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各项生产生活均被卷入国际竞争中,标准先行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市场竞争的鲜明特点,谁制定的标准为世界所认同,谁就掌握了产业游戏规则的话语权。近年来,由于技术标准水平与经济发展需要不相适应,我国对外贸易不得不经常被动地应付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阻碍。为了变“被动”为“主动”,科技部于2001年12月将“重要技术标准研究”列入国家“十五”重大科技专项,并提出了“人才、专利和技术标准”三大科技发展战略。[ ]在目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发展格局下,掌握标准的话语权显得尤为重要。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专利、技术是创新的要素,其成果之一就是标准。标准是创新力的凝聚,是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的体现,是品牌形象的代表。市场竞争的最高阶段就是标准制定能力和标准水平的竞争,因此高技能人才应主动迎接国际技能标准检验,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为国家的标准引领勇敢探索。


(本文来自重庆市人才研究和人力资源服务协会主办课题《高技能人才国际交流合作研究》咨政建议,课题负责人:姜敖,系重庆峰一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CEO;课题主研人员:郑恒义、谷雨、刘真臻、邓稚凡、周桁立、陈唯菡、张棣博、诸杨扬、董峻岐、方晨阳)